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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备位充数网编辑：江玲时间：2025-04-05 16:24:59

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这一章提出了一个传道的谱系。思孟圣人闻而知天道之说，当始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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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则表现一种空间性的外感意识。12 《朱熹集》第5册，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75-2977页。现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研究，松开了它与上述传道意义上的超越性价值认同的关联性，在独立的专业化学术道路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闻而知天道，是以内在的倾听的方式独知深契于天道。大凡一种或一时代文明、制度、思想的开创，必依于圣者截断众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创作，并借由一代或数代智者、同志的诠释实践，而表著于典册、思想及规范、形器的系统，乃能逐渐形成一种文明或精神的传统。

9 《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把孔子看作圣人之集大成者（见前引《万章下》），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同时，在他的周围还有韩琦、富弼等声气相通的同僚，有欧阳修与他共进退。

有必要指出的是，蒙先生将范仲淹、欧阳修甚至司马光等人都算作理学家，但他在谈及理学兴起这一阶段的时候，却没有提及王安石。尤其重要的是，李存山还揭开了范仲淹与周敦颐之间的隐秘的关系，这对于理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说，更有意义。据李存山的研究和推测，其中一个原因是二程与吕公著及其子吕希哲关系密切，而吕公著正是吕夷简之子。再者，庆历时期的明体达用之学本来也是经义和治事并重，代表了儒学健康、全面的格局，但同样在熙宁变法的刺激之下，理学家逐渐向内圣方向倾斜，打破了明体达用二者之间的平衡，使得经义即体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而重视现实事务的治事即用的问题成为不及务或不当务的问题。

这样看来，李存山将范仲淹及庆历新政作为理解整个宋代儒学的关键核心。而这又是理学研究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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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按照钱先生的理解,北宋宋学分作两期,第一期包括三先生、欧阳修和范仲淹,第二期包括北宋五子,而王安石和刘敞则是第一期和第二期中间的过渡者。26李存山:《宋学与〈宋论〉》,见氏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第139页。李存山认为，以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和评价，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作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作分析。

李存山认为，如果按照庆历时期的明体达用之学发展下去，则中国不难产生出‘技术专科性质的学校,但道学的发展则是在现实的刺激之下偏离了这一目标。17此后二年，二程受教于周敦颐，周敦颐令寻孔颜乐处,从而又引发出宋明理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正是一个哲学史家对于宋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因为这个问题关涉到对宋代儒学的整体走向、宋代儒学的精神特质等宏观问题的理解和定位，因此我们以此为例，来说明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围绕宋学第一人展开的王(安石)范(仲淹)之争，尤其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从传统的以三先生、周敦颐为开端的叙事脉络，到重视范仲淹，对于哲学史研究带来的启发与意义。

28宋学的研究者又认为理学代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背离了北宋宋学的基本精神，是宋学的衰落。从宋学精神这个角度来看，李认为范仲淹是宋学精神的开创者，而邓则认为王安石是宋学精神的最高体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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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陈寅恪首先提出宋学,是指宋代的文化。另外，范仲淹在皇祐元年(1049)徙知杭州时，还曾两次推荐李觏入太学，李觏遂被授太学助教。

研究宋学,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理学。李存山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证，不但撤销了一条用来高度评价王安石的经典证据，而且这个考证其实也是针对邓广铭的王安石研究的，因为邓广铭二写王安石的书名就是《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在宋人的记载当中，也找不到周敦颐与其同时代的主要学人互相商讨、切磋学术问题的痕迹,这样，通过溯源周敦颐思想的源与流，邓广铭认为，周敦颐在其时代的儒家学派当中，是根本不曾占有什么地位的。10 既然树立了王安石为宋学第一人的看法，那么传统理学史上以周敦颐为道学宗主的地位就必须要加以评判。这些看法对于从事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研究者来说，固然难以接受，或者也可以说是过时的，但对于史学家这些评判后面的问题意识，哲学史家如何来回应?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来说，在受到宋学的挑战之下，又该如何来认识、评价理学呢?李存山在哲学与史学的双重影响之下，对这些问题也做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但如何评价认识这座高峰,其实也是见仁见智的。

而新学的被彻底否定则要到南宋理宗淳祐以后了。如果没有范仲淹的激励孙复，延聘和推荐胡瑗，宋初三先生是没有后来的学术地位的。

第二，对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范式作了反思。【注释】 1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其中胡瑗在苏、湖讲学时开创的明体达用之学，在庆历新政时推广全国。范仲淹与吕夷简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还曾引起了景祐党争。

按照李先生的看法，造成这一现象这固然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范式有关，但在今日我们反思‘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范式或‘合法性时，如果不注重宋明理学史和哲学史同庆历新政之整饬吏治、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确立‘明体达用之学的关系，那么范仲淹就仍与理学史和哲学史无关。所谓第一,就是说范仲淹是宋代儒学复兴的开创者。李存山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个看法的。29这就是说，对于理学的转向内在要历史地看，尤其是要充分意识到熙宁变法对于南宋以后儒学发展走向的深刻影响。

27李存山:《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138页。26但无论如何，由王安石的新法引起了熙宁年间的新旧党争，熙宁新法逐渐背离了庆历新政的本末并举的改革措施，这才是真正的以浅末为急务了。

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同时，他又在宋学思想史的研究理路影响之下，将史学的视角带入哲学史，为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新的生长点。

在这个史学潮流变化的过程中，邓广铭和漆侠先生属于旗帜鲜明的肯定派。而范仲淹正好于景祐四年徙知润州，宝元元年(1038)冬十一月徙知越州。

理学之所以特别重视心性义理，这固然与魏晋隋唐以来儒学的衰落以及北宋的振兴有关，但同时，现实的政治变革也是促使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自清儒挑起汉宋之争后，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汉宋之争也就是考据与义理之争，成为了研究经学两种不同方法和理路的分争。对于理学的评价在这个方面要有历史的态度。总结、梳理这两方面的研究，探讨思想史与哲学史两种研究范式各自的来源、功能及其局限，无论对于宋学研究，还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都是极有裨益的。

从北宋儒学发展的整体进展来看，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看，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19当然，王夫之还认为，宋政之乱虽然自神宗始之,但又自仁宗开之,把宋政之乱的根源追溯到范仲淹庆历新政，这又是李存山不能同意的。

王安石在早期也肯定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名节无疵,而且也认同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他们指出，王氏学独行于世者六十年,王安石新学在北宋后期长期居于官学统治地位，直至南宋孝宗乾、淳以后，随着道学的逐渐兴盛，王学在全国教育体系以及士人中的影响才逐渐褪去。

这也造成了理学心性哲学强，政治哲学弱的局面。李存山研究宋学,自然也涉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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